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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们相信仅靠自己的能力也能获得成功

  在来中国的前一天,马斯克风尘仆仆搭飞机前往泰国,送上他赶制的潜水舱,希望能够为困在洞穴的泰国孩子出一份力。这本该是他在全世界面前的高光时刻,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科技英雄。
 
  一个外国人,把泰国孩子的援救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但是有些尴尬,潜水舱被泰国救援官员在媒体公开吐槽,不实用,引发一拨口水战。
 
  不过,好在中国之行没有让他失望。马斯克不只是一个创业偶像。他一个人穿梭在中美炮火连天的贸易战大背景之中, 成为中国各级政府争相追捧的座上宾,拿到独资建厂的准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第一人,更别提在紫光阁与副主席讨论历史哲学。
 
  他享受了中国人民“新”老朋友的待遇。
 
  7月10日,马斯克从泰国飞到上海签约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和默克尔总理在德国参观合资企业江淮大众。李克强总理特地询问了德方负责人企业股比,在得知现在仍是50:50时,耐心地向德方企业普法:
 
  “你们想多控股也可以。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开放汽车等领域的股比限制,而且你们的企业在中国注册,所有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我们都一视同仁。”
 
  这和21年前是天壤之别。
 
  1997年11月15日,时任总理朱镕基和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关于合资企业股比限制谈判时,不断强调:
 
  “我讲得很清楚了,合资企业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但不能写成文字”,“无论如何不能写成文字,写了那就成了一个笑话,但实际上可以有这种做法”。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就挑战了建立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共识,提出了全球化的三个选择难题,也就是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必然只得其二,不可能得到全部。
 
  全球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接受国际规则;国家主权也就是指自我制定政策的能力;民主政治是指回应底层普通民众的能力。
 
  全球化本质是全球商业精英力推的,一个国家如果无条件接受全球化,底层普通民众的利益必然因此受损。
 
  丹尼·罗德里克发现,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居然和政府规模成正比。最早的研究来自于耶鲁的政治学者大卫·卡梅隆,他发现政府公共部门在加速膨胀,1870年11%,1920年20%,1960年28%, 到现在的40%。
 
  他研究了18个发达国家之后,发现居然是和国家贸易开放程度有关,例如最依赖国际贸易的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公共部门开支都在55%~60%,不过美国稍低一点,低于35% ,主要是因为体量大对贸易依存度小。 丹尼·罗德里克将其扩展到100多个国家,控制变量包括国家大小、地理位置、人口分布等等,发现了相同的现象。
 
  他得出结论:
 
  “当国际经济变化对本国经济影响很大时,人们要求政府对此带来的风险进行补偿。应此要求,政府就要建立更大的社会安全网,完全网可以是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
 
  说穿了要减少全球化冲击,要么提供社保,要么贸易保护。
 
  这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特朗普的上台和英国脱欧,以及为什么尽管德国和法国都遭受了民粹主义的冲击,但主流价值观念依然稳固。
 
  这也暗合1997年的谈判选择,因为决策者心里非常清楚,中国汽车工业之羸弱,根本经受不住外部冲击。1987年,朱镕基就批评过汽车合资企业 :“久闻大名,你们日子过得好啊,反正只要进口散件组装一下就能卖钱,钱赚得容易。”
 
  但是奈何兹事体大。除了所谓民族工业之外, 就业稳定是考量的重要因素。当时,汽车工业主要就业人数是180万左右,与上游间接相关人数是273万,与此相关的服务业人数为1726.5万,总共大概是在2200万左右。
 
  布什总统曾问胡锦涛主席最关心的是什么,胡主席的回答: 每年25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
 
  工程师特有的坦诚赢得了美国人的信任和赞赏。
 
  2
 
  7月11日,马斯克和上海签约,传出在中国上海独资建厂的消息之后,根据FT中文网报道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自中国入世以来,在过去的18个月看到的进展多于此前任何18个月,但让人感到悲哀的一面是,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因为外界压力这么做,还是因为国内经济需要这些改革。”
 
  答案要在历史中寻找。
 
  2013年,中国曾经掀起过汽车合资企业股比是否开放的大讨论,引发业界震动。当时,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定调“改革再出发”,改革派精神领袖吴敬琏赞赏改革方案超预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11月19日,商务部根据会议精神要“进一步放开钢铁、化工、汽车等一般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包括放宽外资在注册资本、股权比例、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限制”。
 
  改革方案遭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国企一汽、上汽都不愿意,分歧公开化。12月5日,中国汽车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杨就旗帜鲜明的反对:
 
  即使是两方合资对等控股的企业,由于外方技术、管理上的优势,话语权原本就大于中方。更何况,不少合资企业的中方由几家联合组成,统一意志势必受到削弱,因此,如果在股比上再退让,中方就可能完全失去话语权……从发展看,50%股比的限制,并没有影响外国大公司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我们为什么要更开放?
 
  其实,所谓合资企业无非就是外方供给产品,内资负责销售。
 
  与内外资股比大讨论同时爆发的,是2013年中纪委掀起的反腐风暴。
 
  风暴过处,汽车合资企业腐败案件频发。2017年,一汽的党委书记,副部级的徐建一判刑11年6个月。中纪委的反腐巡视组介绍:
 
  “举报信(每天)往往是两三箱子,群众反映说一汽的领导‘住别墅、拿高薪、坐奥迪’,就是没有心思搞自主品牌。”
 
  当时一汽奥迪的经销权非常紧俏,结果涉及到的寻租不仅牵扯出他的小舅子,还牵连到本届政府最高级别反腐案。
 
  2017年,负责区域销售、手握开店大权区副总经理周纯被中纪委拿下,总共受贿4000多万,平均每家经销商上供80万。
 
  2017年10月,中纪委网站上出了一份 《中国一汽: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巡察全覆盖》报告,算是自查过关,处理人员1851余人,挽回损失1581万——快成“贼窝”了。
 
  最荒诞的声音还有担心民营企业会被边缘化。
 
  当时,李书福凭借精准的操作,天才般的构想,收购了沃尔沃,要把它带回国内,结果碍于沃尔沃的外资身份,沃尔沃申请和吉利成立合资企业,耽搁了三年,才成功“和自己结婚”,而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已经开始开始在美国寻求建厂。
 
  2014年,马斯克就开始积极寻求入华建厂的可能,但是因为对技术保密需求,坚持独资。
 
  特斯拉的技术是被市场认可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很多人调侃,如果特斯拉真的现金流枯竭、破产,投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门口苹果、谷歌等金主就手握大把的美钞排着队把特斯拉的技术拍下来。马斯克曾经透露自己不申请专利的重要原因就是会被中国同行“模仿”。
 
  但碍于中国当时的股比规定,马斯克并没有成功。
 
  在《战争与和平》中,库图佐夫元帅面对横扫欧洲,气势如虹的拿破仑,并不着急决战。在谋划战斗时,他时常打瞌睡。面对其他人的速战的请求,库图佐夫的不过是抬抬惺忪的睡眼,强调耐心:
 
  “善于等待就能及时等到……打胜仗不需要冲锋和猛攻,需要耐心和时间。”
 
  马斯克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在和中国地方政府保持频繁接触的同时,等待转机。
 
  18个月前,转机出现。2017年1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就职演讲: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承受……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但这些都是过去了,我们现在要看向未来……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第一……我们将遵循两个简单的原则: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分裂的美国两党唯一的共识可能就是抵制中国。
 
  《经济学人》就认为,中美贸易战其本质是美国大部分商业公司的默许。尽管他们过得还不错,但总觉得在中国市场的失败是由于不公的待遇,希望借此机会算一算总账。
 
  中国的汽车官员曾反问,是中国需要特斯拉,还是特斯拉更需要中国?
 
  现在看来是彼此需要。
 
  特斯拉需要中国的市场赚钱,中国也需要在美国商界交朋友。
 
  马斯克确实操作意识独特,走位风骚,敢想敢干。
 
  虽然,很多外商抱怨不公,但没有人敢公开。马斯克却敢先在推特上公开@特朗普,表示中国汽车贸易关税并不公平,给川普提供弹药实锤;然后在关税降下来之后,立刻下调售价;汽车行业开放之后,马斯克立刻跑到中国商谈投资建厂,完全不顾忌特朗普,用完即弃,擦完就扔。
 
  美国已经开始升级贸易战从500亿美元到公示2000亿美元的加税贸易单,商务部的回应终于从风轻云淡的“意料之中”升级到了“深感震惊”。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8-07-14  【打印此页】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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